第113章 静观其变

    谢宣怀所定计划中，如此设计梁帝：

    将梁军情报透露给魏军，假魏军之手除掉梁帝。

    这样做的好处是，他无须背负弑君恶名。

    而以目前的两军态势，仅凭此，显然是不够的。

    太子登基在即，而魏军败梁帝并除之，尚须时日。

    最毒不过妇人心。

    刘皇后命谢宣怀督谢韬，率左卫军与魏军里应外合，合击梁帝。

    如此，何愁梁帝不崩于阵！

    北魏犯境，梁帝亲征，此千载难逢之机也。

    若是错过了，便只能等待梁帝寿终正寝。

    太子等不了，刘皇后志在抓住此机。

    谢宣怀尚有大用，还是太子岳丈，刘皇后嫡妹之夫，故须保其名节。

    谢韬虽为谢宣怀之侄，刘广博之婿，却远不及谢宣怀重要。

    二者之中必选其一。

    当然，弑君恶名只能由谢韬背负。

    如何说服谢宣怀，同意牺牲谢韬之名节甚至性命，刘皇后自信十拿九稳。

    待到事成，陈郡谢氏门第升品，并跻身南梁门阀之列。

    甚至排位仅次于皇族萧氏、兰陵刘氏。

    位列门阀之三，足保陈郡谢氏世代公侯。

    复兴陈郡谢氏，正是谢宣怀毕生夙愿。

    面对此诱惑，他是毫无抵抗力的。

    至于牺牲谢韬，与其悲伤，不如回家生娃。

    多生几个儿子，不比侄子香么？

    届时，于内刘广博协助掌控京城，于外谢宣怀议和北魏。

    太子登基之路，将是一片坦途，毫无风险可言。

    “陛下并未授意。”

    厉维钧坦诚答道。

    他仿佛瞬间被抽空了全身的力气，颓然。

    太子拥监国名分，行事跋扈，甚至隐隐透着有恃无恐。

    没有梁帝的旨意，如何制约太子。

    他听懂了周刚峰的暗示，御史中丞虽权重，却不便出面制约太子。

    “请宗正卿临川王殿下出面，何如？”

    厉维钧问道。

    他们无法制约太子，却不代表京城中无人能令太子收敛。

    厉维钧首先想到了梁帝六弟临川王。

    以其皇叔之尊，太子亦须礼敬三分。

    同时，他主理皇族事务，于萧氏皇族中有所威望。

    只要他振臂一呼，在京诸王群起响应，或能令太子忌惮。

    “临川王殿下若想出面，何须你我去请？”

    周刚峰答道。

    太子跋扈至此，也不见临川王出面制止。

    显然，临川王并无出面之意，强求是不成的。

    “袁太傅呢？”

    厉维钧再问。

    “袁太傅”指的是太傅袁安平，他还兼任国子祭酒。

    袁安平年逾古稀，于南梁朝野可谓德高望重。

    太傅之职虽属赠官，且无执掌，却是位列十八班。

    论官位之尊，他犹在谢宣怀之上。

    同时，他乃梁帝之帝师，号“大梁文魁”。

    梁帝尚且尊之敬之，始终以师礼相待，遑论诸王百官。

    此外，国子祭酒乃其实领官职，主持国子学。

    梁帝以“州重”、“郡崇”、“乡豪”，取代各级中正。

    于吏部据谱牒任官外，无复膏粱寒素之隔（不分士族、寒门），以经考选官。

    经考囊括五经，不通一经者，不得为官。

    国子学设五经博士，皆海内五经权威学者，袁安平更是堪称五经泰斗。

    故历年经考，皆由袁安平主持。

    于登科士子之中，袁安平威望甚隆，堪称清流领袖。

    “袁太傅年事已高。”

    周刚峰摇头再否。

    其实，同临川王一样，袁安平若想出面，早出面了，根本无须去请。

    周刚峰没有明说，不过是为尊者讳。

    厉维钧沉默了。

    他终于想明白了：

    “取‘静观其变’态度者，何止周中丞、临川王殿下、袁太傅？

    京中重量级人物，无不如此也。”

    厉维钧醒悟过来，尚能敛神静观。

    有的人却已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了。

    晋安王府，书房内。

    朝中声名极佳，赞曰“八贤王”的晋安王，儒雅身影中透着罕见的焦躁。

    向来从容的他，声音中更是难掩慌张。

    “太子大肆罢黜本王门人，观其势，怕是父皇回京前不会收敛了。

    陈尚书，可有良策应对之？”

    闻言，吏部尚书陈思浩双眉顿锁。

    于他而言，当下之局也是颇为棘手。

    他的心中，回忆着：

    “若本官没有记错，上一次官场地震，还是陛下御极之初呢。”

    当时，新朝初定，凡有复辟前朝嫌疑者，皆无罪而罪。

    梁帝所行，类似王继贤此时所为。

    最终，能够幸免于难，留任朝廷者，无不是梁帝的拥护者。

    据此，陈思浩认为太子是在效仿当年的梁帝。

    其手段之刚猛，不在乃父之下。

    同理，当下最好的应对之策，便是臣服。

    可问题是：晋安王愿意俯首称臣，放弃储位之争么？

    此问题之窘，还在于不能明言相问。

    陈思浩措辞于心，待思虑成熟，谏言道：

    “下官有上中下三策，犹以示好太子殿下为上策。”

    他以“示好”暗喻“臣服”，试探晋安王有无忍辱负重之胸襟。

    可惜，晋安王连想都没想，便摆手否决，追问：

    “说说中策。”

    他与太子明争暗斗多年，颇有心得。

    若是形势互易，他根本不可能放过太子门人。

    在他看来，太子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

    故已无丝毫妥协之余地。

    “静观其变，待陛下返京，再作计较，是为中策。”

    陈思浩的中策，与京中重量级人物所行，如出一辙。

    比之上策，取中策便要承受更多的门人损失。

    其弊在于：能否坚持到梁帝凯旋，未可知也。

    “八殿下应该不会取中策吧。”

    陈思浩想着。

    若能承受门人损失，甚至是门人尽遭牢狱之灾，晋安王就不会急着问计于他了。

    明知如此，还将中策抛出。

    陈思浩不过是本着为人谋而忠的初心。

    “说说下策。”

    果然，晋安王弃中策而不用。

    至于理由，与陈思浩所想是一致的。

    他无法忍受苦心经营多年的势力，一朝元气大伤，甚至是支离破碎、荡然无存。

    归根结底，他还是被野心迷住了双眼。

    《梁书·武帝纪》载曰：

    废后刘氏欲引魏军诛高祖，丧心病狂，天理不容。庶人琰跋扈于京，在京宗室重臣静观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