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5章 张大帅

    1927年6月18日，北京怀仁堂的琉璃瓦被正午的太阳烤得发烫。

    张作霖身着绣满金线的大元帅礼服，在礼炮声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立安国军政府。

    这是北洋政府最后一届中央政权，也是张作霖一生权力的顶点。

    就职仪式刚结束，他就当着所有文武官员的面，撕碎了蒋介石发来的“南北分治”密电。

    “我张作霖打了三十年仗，从白山黑水打到燕云十六州，凭什么向他一个后生低头？黄河以北，还是我说了算！”

    只是他腰间的指挥刀再沉，也压不住脚下正在开裂的土地。

    这一年的奉系，所有的巅峰荣光，都只是崩塌前最后的回光返照。

    安国军政府成立后，张作霖集全国军政大权于一身，顾维钧领衔的内阁彻底沦为办事机构，所有政令都需经奉系总司令部批准才能生效。

    此时的奉系，拥有当时中国最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东三省兵工厂日产步枪300支、子弹40万发，可量产迫击炮、山炮甚至240毫米重型榴弹炮。

    东北海军下辖3支舰队、27艘舰艇，总吨位占全国的76。

    东北空军编有5个航空队，装备300余架各式飞机。纸面实力上，仍是中国北方无可争议的第一强权。

    但光鲜的外壳下，早已是千疮百孔。

    整编后的七个方面军团，真正能打的只有张学良、杨宇霆统领的15万奉军嫡系。

    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军纪败坏，所过之处十室九空；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残部早已军心涣散，一触即溃。

    更致命的是军费缺口：为了维持40万大军的开销，奉系每月需支出1200万大洋，而东北全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足8000万。

    张作霖的大元帅宝座还没坐热，前线的败报就雪片般飞来。

    5月，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渡过黄河，奉军在河南全线溃败，丢失开封、郑州等重镇，伤亡5万余人，丢弃的军械装备足够武装两个整编师，被迫全线退回黄河北岸。

    7月宁汉合流后，蒋介石集结蒋、冯、阎、李四大集团军共70万兵力，兵分三路准备二次北伐，奉军在兵力上已处于绝对劣势。

    9月，一直摇摆不定的阎锡山突然倒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出兵娘子关攻打奉军，晋奉战争全面爆发。

    真正打垮奉军士气的是涿州之战。

    10月，傅作义率7000晋军长途奔袭，一举攻占涿州，切断了奉军南北交通线。

    张学良亲率3万嫡系精锐，动用飞机、重炮甚至毒气弹，围攻这座弹丸小城86天，发动七次总攻，始终未能破城。

    此战期间，日本关东军全程观战，最终得出“奉军战斗力低下，不堪一击”的结论。

    这场仗不仅让奉军颜面扫地，更让日本看清了奉系的真实实力，坚定了其武力占领东北的决心。

    1928年1月，傅作义因城内粮尽议和出城。奉军虽收回涿州，却输掉了整个北方的民心和军心。

    军事上的节节败退，直接引发了毁灭性的经济危机。

    为了填补军费缺口，张作霖下令东三省官银号滥发奉票。

    1927年初，1块大洋可兑换3块奉票；到年底，1块大洋已能兑换30块奉票。

    东北物价飞涨，粮食价格半年内涨了15倍，很多老百姓拿着成捆的奉票，却连一斤米都买不到。

    在华北占领区，奉系更是横征暴敛，预征了1928年至1930年三年的赋税，各种苛捐杂税多达上百种。

    很多农民不堪重负，纷纷弃地逃荒，直隶、山东一带出现了大量无人村。

    经济的崩溃，彻底动摇了奉系的统治基础。不仅老百姓怨声载道，连奉系内部的中小地主和商人，也对张作霖的统治失去了信心。

    就在张作霖焦头烂额之际，曾经的“盟友”日本，露出了锋利的獠牙。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彻底抛弃了此前的“协调外交”，推行强硬的“满蒙积极政策”。

    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领》，明确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分离，定为日本的“特殊利益区”。

    会后，日本向张作霖提出了一揽子苛刻要求：出让吉会、长大、洮索等五条满蒙铁路的修筑权。

    这些铁路一旦建成，日本可在24小时内从朝鲜运兵至东北腹地；要求在吉林临江设立领事分馆，以此为据点渗透长白山地区。

    张作霖一边继续向日本索要军火和贷款，一边对这些要求采取拖延、抵制的态度，甚至暗中支持东北民众发起“临江拒日设领运动”，迫使日本暂时搁置了设领计划。

    双方的矛盾彻底公开化。日本逐渐意识到，张作霖已经不再是一个听话的代理人。

    除掉张作霖，直接武装占领东北，开始被提上日本的议事日程。

    外患不断，内忧也已到了爆发的边缘。

    1927年，奉系内部老派与新派的矛盾，从暗中较劲变成了公开分裂。

    以张作相、吴俊升为首的老派，坚决主张放弃关内所有地盘，全军退回东北，闭关自守保境安民。

    “咱们的根在黑土地，关内丢了还能再打回来，要是把老本赔光了，就什么都没了。”

    而以杨宇霆为首的新派，则坚决反对撤军。杨宇霆手握军政大权，常常绕过张作霖和张学良，擅自调动军队、任免官员。

    他认为只要守住黄河防线，就能与国民政府长期对峙，一旦退回东北，就是坐以待毙。

    张作霖夹在两派之间，左右为难。他虽然逐渐将兵权交给了儿子张学良，但张学良资历尚浅，根本无法约束骄横跋扈的杨宇霆。

    整个奉系高层，人心涣散，各怀鬼胎，没有人知道这艘千疮百孔的大船，还能在风浪中撑多久。

    1927年的最后一场雪，落在了怀仁堂的琉璃瓦上。

    张作霖独自站在楼上，望着风雪中寂静的北京城。他以为自己只要守住黄河，就能保住半壁江山。

    他不知道，南方的北伐军已经厉兵秣马，即将渡过黄河发起总攻。